我是不指望GFW能放过我了。

四二六社论之后到5月35号清场之间这段时间，最起码戒严令提前数个星期就已经被发布。一个团体，无论自认正义与否，当面对戒严令的时候只有两个选择：

1. 夺取政权，然后宣布该戒严令是非法的；
2. 承认戒严令是合法的，并遵守它。

这中间没有第三条道路。无论多么聪颖，多么善良，多么真诚，多么民主的人都无法给出第三个选择：就如同一道判断题只可能有对错之分一般。你不可能一边宣布戒严令合法，一边不遵守它；想必也没有人情愿在认为戒严令  非法的情况下去遵守它。

89年的人们干的又是什么事儿？一方面非法割据天安门广场达数月之久，以至于戈尔巴乔夫访华时甚至无法对纪念碑献花圈；另一方面又希望自己在法律面前被网开一面。这样的事情呀，在哪都行不通。远了说，有彼得卢，有抚恤金事件；近了说，有小石城，有新奥尔良：违反戒严令的后果昭若天日，且普天之下，盖莫能免。否则令不能行，律不得守，政府岂不是同消费者协会毫无区别？

所以，终极问题就是：在这个大游戏之中，你到底要不要遵守规则？如果你选择遵守，那么规则在限制你的同时也会保护你；如果你拒绝遵守，那么或者你毫无悬念的被规则打倒，或者请你费点力气去争取重新制定规则。

反观柴玲之流做了些什么？一面要求规则对彼等网开一面，一面指责规则的非法性。无赖耍到这个程度如果还算民主的话，那也只能是伏尔泰所说的“暴民政治”：以“公众的民意”肆意破坏社会秩序。非理性，煽动性，盲从性。

这样的民主，带不来自由。

柴小姐目前在中关村做生意，据说做的还很愉快。却没有人指责她背叛了自己的良心或者当年革命同志的鲜血。这种双重标准的把戏，民运人士和美国政府玩的一样纯熟，不愧是得过真传的。